一、何謂傳聞證據？

傳聞證據是指被告以外之人在法院審判之外的陳述，其陳述是用來證明待證事實是否為真實。此一陳述並不限於言詞陳述，亦包括該人不出庭供述而以書面方式記載其所見所聞，則該書面陳述也屬於傳聞證據。

二、傳聞法則之例外

依據傳聞法則，傳聞證據無法做為證據，因為傳聞證據不具證據能力，只有具證據能力的證據，才可以作為審判的依據，但若傳聞證據符合以下其中一種例外狀況，則可作為證據：

1、根據《刑事訴訟法》159條之1第1項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，得為證據。所謂的「審判外」是 包括其他刑事案件、民事事件或其他訴訟程序，只要是被告以外的人在法官面前所為的陳述，皆屬之。本條文規定因為不需要在法院向法官陳述，也可以被採為證據，所以有架空直接審理原則的問題。

2、  根據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9條之1第2項，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，得為證據。所謂「顯有不可信」是指該陳述明顯受到內在的心理狀況或是外力干擾，然而因為偵查不公開，所以實際上難以此理由主張該證物沒有證據能力。在實務上現多以「未經交互詰問，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及對質權未獲保障」為理由，來主張該陳述沒有證據能力。

為了保障被告的權力，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5160號判決將上述二項陳述限縮要件為：「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9條之1所稱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向法官所為之陳述，以及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，均係指已經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而言，如法官於審判外或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被告以外之人之程序，未予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，除有同法第159條之3所規定的情形外，法院均應傳喚該陳述人到庭，使被告或其辯護人有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，否則該項在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，或在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，縱使已經具結，或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，仍不具備適法之證據能力」。

3、根據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9條之2，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（註一）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與審判中不符時，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，得為證據。

適用本條文須符合以下三點：（1）「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和審判中的陳述不一致」，如果一致就沒有援引本條文的必要；（2）必須「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」，所以法院在援引本條文時，必須要具體說明可信之理由；（3）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所必要者，才可援引本條文，主張該陳述為傳聞法則之外。

4、根據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9條之3，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於其未於審判中陳述的前提下，仍得作為證據之特別情形。所謂的特別情形例如：（1）當事人死亡者（2）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者（3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；其所謂傳喚不到，是指「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」為前提，不可以只是因為傳喚不到就直接適用本條文規定，也不可以因為「滯留國外」，所以就不予傳喚。（4）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。實務認為就算是在審判中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時，如果這證詞是具有可信的特別情況，也是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所必要者，仍是可以作為證據。

民國92年8月，台灣高等法院新制法律座談會認為上述四種情況，如果證詞是因為他人以外力故意所造成，但證詞又具有可信的特別情況，亦可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，仍可以作為證據。

5、根據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9條之4，公務、業務及其他文書可以做為證據的情形有以下規定：（1） 除顯有不可信的情況之外，公務員依職務所製作的證明文書、紀錄文書皆可做為證據，例如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。但臨檢記錄表因為不是屬於例行性所製作的文書，所以不可做為證據。（2）除顯有不可信的情況之外，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的證明文書、紀錄文書可做為證據，例如扣繳憑單。（3）除前二款之情形外，其他在可信的特別情況所製作的文書也可做為證據，例如家譜、官方公報、統計表、學術論文等。

三、傳聞法則在台灣似有若無   傳聞證據幾乎皆可採用

傳聞法則是原則上應該排除傳聞證據，只有符合例外條件時，才可以採用傳聞證據，傳聞法則在美國的審判程序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，如果在法庭上對該傳聞證據應異議、卻沒有異議時，就會讓法庭上的對造順利偷渡不利我方的傳聞證據。

台灣在民國92年修正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9條，第159條之5才有明文承認傳聞法則的定義，但是因為我國傳聞法則規定過於寬鬆，導致幾乎所有傳聞證據都可以成為傳聞法則之例外，所有的傳聞證據都可以採用，完全顛覆美國聯邦證據規則對於傳聞法則「原則排除、例外採用」的規定，傳聞法則在台灣變成一個若有似無的規定。
註一：

檢察事務官：檢察事務官的職責，即是襄助檢察官行使職權。在檢察官偵辦業務繁忙，或檢察官所辦案件複雜時，儘速於偵察時輔助檢察官。換言之，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之指揮，為檢察官的「助理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