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法第344條規定：「乘他人急迫、輕率、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，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，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」

刑法上重利罪的規定，用意是為了避免有人以放高利貸，剝削有急需用錢或無借款經驗（不懂自己借到了高利貸）的債務人，但高利貸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呢？只要收取高利，一定就成立重利罪嗎？

「乘他人急迫、輕率、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」

有基隆市陳女，向林男、陳男借30萬元周轉，約定27天內須還款570萬元，年息高達21600％以上，陳女不滿高利貸而報警，檢察官對林男、陳男提起重利罪公訴。但基隆地院刑事庭認為陳女最初借5萬元，是因為陳女姊姊向她借錢，至於其姊借錢的原因，陳女則不知道，陳女說因為姊姊向她要錢，她就向林男、陳男借5萬元，也就是陳女並未確認其姊是否有急用，難以認為這樣是「乘他人急迫、輕率」。

陳女又向法官說她沒有信用卡，但法官調查陳女在此借款之前，已有多次使用信用卡預借現金情況，因此，陳女對金融機構小額借貸，並非毫無經驗可言，可以信用卡預借5萬元現金給姊姊，卻選擇向林男、陳男借錢，匪夷所思。法官認為陳女供詞前後矛盾，無法證明是處於急迫、輕率或無經驗之情形下借錢的，判決林男、馬男無罪，全案可上訴（基隆地方法院 103 年易字第 457 號刑事判決）。

也有實務上案例，是債務人取得借貸款項後，約有四分之一款項立即使用於償債，債務人這樣的行為，有些難令人信服其債務週轉吃緊，也就是不急迫；而且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借貸協商過程長約2個月，顯示出債務人所面臨資金需求是否緊急迫切，甚有可疑，且顯見債務人有充足時間可以考慮是否另覓資金來源，並非輕率。再查，債務人以前有經營生意，而向民間、銀行借貸周轉之經驗，債務人並非無借貸經驗之人。所以法官認為此借貸不符合「乘他人急迫、輕率或無經驗」，雖然該案的借款年利息高達72％，仍判被告不成立重利罪（臺灣台北地方法院102年易字第1075號刑事判決）。

「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」

民法第205條規定：「約定利率，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者，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，無請求權。」這是民法上所謂「法定利息」的規定，如果約定的年利息超過了20％，就是成立重利罪嗎？

早期實務見解曾經認為年利息若超過20％，就是成立重利罪（司法院院字第519、696號解釋），但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520號刑事判例認為所謂重利是：「就原本利率、時期核算及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，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，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。」，也就是說，須視個案的具體狀況判斷，無法概括而論。

實中央銀行就民間借貸有在作統計資料，例如臺灣台北地方法院102年易字第1075號刑事判決，曾引用了中央銀行民間借貸統計資料，認為98年11月間臺北市地區民間借貸利率在月息1.51％至2.32％之間（亦即週年利率於18.12 ％至27.84 ％間），以這樣的方式「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」。

另有實務見解認為年利息30％固然略高於年利息20％的法定利息，但與民間合法當舖業者容許收取之年息相同（即當舖業法第11條第2 項規定），亦與民間借貸習慣收取之利率無甚差異，況且還要考量債務人不依約清償的風險，故不成立重利罪（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5 年易字第 401 號刑事判決）。

亦有實務見解認為目前銀行放款利率及一般民間利息之月息2％或3％（即週年利率24％或36％），以目前社會經濟情況而言，收取這樣的利息，尚未違反刑法上的重利罪（臺灣台北地方法院103年易字第1174號刑事判決），參照前述兩個實務案例，年利息36％似乎尚不構成「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」，但債務人仍可依民法第205條規定，就高過年利息20%的利息債務，拒絕清償。

以高於年利息20％的利息，並非必然成立重利罪，還要在個案中，參酌當地經濟情況，再進一步具體判斷。不過如果是年利息300％之類的巨額，應該就是「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」。

以「行為人取得該項重利」時，方屬既遂

另外要補充的是：刑法上重利罪之成立，以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為構成要件之一，自應以行為人取得該項重利時，方屬既遂。而此之所謂取得，固不以現款之方式取得為必要，然仍須行為人已實際上取得該項重利或其財產上價值者，始足當之。倘僅以口頭或書面約定將來給付一定之重利者，即難認其犯罪已達既遂之程度。又該罪並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，如僅約定未來給付重利者，則其既未取得重利，即與重利罪之構成要件有間，自難遽以該罪相繩（最高法院刑事判決88年台上字第7418號）。

重利罪的成立須前述要件皆具備

最後，要再次強調，收取高利貸固然不合理、不道德，但其是否成立重利罪，仍須符合前述各項要件，例如債務人並非急迫、輕率或無經驗，而是心甘情願向債權人借了高利貸，或許債權人很可惡，卻不成立刑法上的重利罪，法律和道德的標準似乎並不相同。